国建立前夕的580多年中所出版和刊行的养生类著作比明清以前2200多年间所发行的总量还要多。这一时期里,先后产生了张景岳、高濂、曹庭栋等著名养生学家,并有李中梓《寿世青编》、万全《养生四要》、高濂《遵生八笺》、冷谦《修龄要旨》、袁竞《摄生三要》、胡文焕《寿养丛书》、曹庭栋《老老恒言》等养生专著问世,从而使养生学的内容不断充实和完备。
养生要重“命门”。其代表人物是赵献可、张景岳,他们极力反对刘完素、张子和等以寒凉药物攻伐肾阳,主张用温补药物峻补真火,如赵献可说:“余所以谆谆必欲明此论者,欲世之养身者、治病者,得以命门为君主,而加意于火之一字”,此即主张养生及治病,均以保养真火为要。张景岳认为阴与阳这一对立统一体中,阳是起主导作用的,因此,他提出“阳强则寿,阳衰则夭”,而阳气之根在命门,命门主乎两肾,所以养阳必须养命门(肾)。他说:“命门主乎两肾,而两肾皆属于命门。故命门者为水火之府,为阴阳之宅,为精气之海,为死生之窦,若命门亏损,则五脏六腑皆失所恃,而阴阳病变无所不至”。在此思想指导下,张景岳特别注重用温补真元的方法防治疾病,这对改变当时那种滥用寒凉、败胃伤阳、致成时弊的情况,是有重要意义的。除此贡献外,张景岳还非常强调治形。治形之说,虽早已有之,但著专论,则首推张景岳。他认为,养生必须养形,因为形乃神明之宅,养形则可安神,神安则身自健,故他在《治形论》里指出:“善养生者,可不先治此形以为兴复之基乎?”明确指出了养生与治病,都必须重视养形的主张。张景岳以前的养生家多重养神,从未响亮地提出“养形”。另外,张氏还特别重视中年养生,提出:“人于中年左右,当大为修理一番,则再振根基”,这种强调中年调养,求复振兴的思想,对于防止早衰。预防老年病,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调养五脏的法则,是李中梓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他从调神、节食、保精等方面著养心说、养肝说、养肺说、养肾说,从而为五脏调养法的完善作出了贡献,高濂则从气功调养方面提出了养心坐功法、养肝坐功法、养脾坐功法、养肺坐功法、养肾坐功法,也极大地丰富了调养五脏的学说。但以上各家对以养何脏为主,认识颇异。如李中梓力倡以调养脾肾为中心的五脏调养法,提出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先天分水火论治,后天则分饮食,劳倦论治;汪绮石主张肺肾脾三脏俱重;而郑官应则认为养心脾为要。
运用药物养生在这个时期有了很大发展;如在万密斋的《养生四要》中就提出了中和既济的制方原则,原文曰:“无阳则阴无以长,无阴则阳无以化,阴阳互用,如五色成文而不乱,五味相济而得和也。凡养生却邪之剂,必热无偏热,寒无偏寒;温无聚温,温多成热,凉无聚凉,凉多成寒,阴则奇之,阳则偶之,得其中和,此制方之大旨也。”
值得一提的是,明清时期的养神益身学说有了新的开拓。如认为保养之法虽可数以万计,但养神为首,并重申前人。“ 大怖生狂,大恐伤肾,临危冒险则魂飞,戏狂禽异兽则神恐”及“好憎者使人心弗疾去,其志气日耗,所以不能终其寿”等论点,突出过激情绪的重大危害。认为“笑”与“让”(谦让)是对心身健康有益的良好情绪;而“恼”与“斗”则是不良刺激,对形神健康有损伤作用。故歌曰:“笑一笑,少一少;恼一恼,老一老;斗一斗,瘦一瘦;让一让,胖一胖。”这与现代所谓“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同出一理。这段时期,还特别重视精神情绪在治疗中的作用,所以说:“能守戒忌,则功过于药之半矣”。为此,清代画家高桐轩提出以耕耘、把帚、教子、知足、安居、畅谈、漫步、沐浴、高卧、曝背等作为养生“十乐”。
这一时期关于饮食调养的论述也极为丰富,尤以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为代表,它对中医营养学的发展起到了无法估量的作用。这首先表现在,他提供了有关饮食营养的丰富资料,仅谷、菜、果三部就有300余种,虫、介、禽、兽有400余种。其次,是在《本草纲目》中保存了不少食疗佚文,如孟诜的《食疗本草》等。其三,收载了很多食疗方法,故凡整理研究中医营养学,必读《本草纲目》。
重视动静结合。动静结合的养生方法,先秦已初步奠立,到了明清时期又有了进一步发展。李梴在《医学入门》中指出:“精神极欲静,气血极欲动。”明确提出静养精神,动养形体的辩证关系。清代大养生家曹庭栋虽认为“养静为摄生首务”,但他却很重视动以养生的重要作用。如他在《老老恒言·导引》里指出:“导引之法甚多,如八段锦、华佗五禽戏、婆罗门十二法、天竺按摩诀之类,不过宣畅气血、展舒筋骸,有益无损。”并创“卧功、坐功、立功三项”,以供老年锻炼之用。方开进一步指出动静必须适宜,切忌过动或过静,如他说:“动静合宜,气血和畅,百病不生,乃得尽其天年”。
重视老年养生。这是明清时期养生保健的又一大特点。明代嘉靖皇帝晚年追求长生之举,客观上对社会上重视老年人颐养保健,起了促进作用。清代一些皇帝多次举行“千叟宴”和敬老活动,且赴宴的老人均可获得皇帝的恩赐和赏金,凡受到恩赐的老年人都注于史册。曹庭栋根据自己的长寿经验;并参阅三百余家有关养生的著作,针对老人的特点,进行了全面的论述,具体而实用,继承和发扬了中医养生学,为中医老年病学做出了重要贡献。清代名医叶天士在《临证指南医案》里,记载了三百多例中老年病治验,对其病机提出中年以“阳明脉衰”为主,六十岁以上老人则以“肾虚”为主,并提出“久病入络”的精辟论点,为治疗老年病开拓了活血化淤的新途径。龚廷贤搜集了大量延年益寿的秘方,并把重要者编成口诀,故流传较广,他还写了《衰老论》,对变老的原因作了专题研究。徐灵胎在寿命长短的问题上,提出了新的论点,认为在受生之时已有定分,这个定分就是“元气”,因此寿命的长短决定了元气的盛衰存亡,所以强调“谨护元气”,这既是人们的养生之道,又是医者的用药之道。
明清时期比较出名的养生专著还有息斋居士的《摄生要语》、袁黄的《摄生三要》,胡文焕的《寿养丛书》、河滨丈人的《摄生要义》、陈继儒的《食色绅言》及《男女绅言》、冯曦的《颐养诠要》、尤乘的《寿世青编》、黄克楣的《寿身小补》。以上这些养生著作都极大地丰富了传统养生学的理论和方法,为养生学的进一步完备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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