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与精神病人的接触中，皮内尔深信，精神疾患的发生是患者受到社会和心理的过分压力的结果。于是他考虑，应该设法使这些可怜的人摆脱锁链的束缚。

　　这正是“恐怖时期”的最高潮。大革命中负责人犯和医院方面的三执政之一乔治·库东(George Couthon)是以严厉闻名的，他坚决主张处死国王路易十六，在国民公会中猛烈抨击温和的吉伦特派的议员。发表演说时，他要求杀绝共和国的一切敌人。皮内尔不顾个人安危，勇敢地去面见库东，说要对治疗精神病人作一项实验，因为如果实验失败，是很容易被看成一项政治阴谋的，这就可能威胁到皮内尔自己的生命。库东跟着皮内尔到了精神病人所呆的牢房，看到其中不少已经被锁了三四十年的疯子之后，库东不无惊异地问皮内尔：“公民，你寻求解放这些牲畜该不是疯了吧?”皮内尔镇静地回答说：“公民，我确信这些人之所以难以驾驭，是因为他们被剥夺了呼吸新鲜空气和享受自由的权利。”“那好，对于他们，你喜欢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库东答应了，但他随即警告说：“不过我担心你可能成为你自己所提出的假设的牺牲品。”命运帮了皮内尔的忙，使他将治病与政治分离开来。

　　一七九三年，皮内尔先是在比塞特谨慎地挑选了一些他相信能够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精神病人进行心理治疗的实验，取得了戏剧性的成功。于是，大部分病人都予以释放。另一些病人在治疗中有足够的改善，也给解除了镣铐，获得了自由。还有一些病人，特别是具有攻击性的疯癫病人，虽然还得监禁控制，也尽可能给以人道的对待。在这一工作中，皮内尔为自己与精神病人的感情交流而感到极大的愉快。他深深感受到，“我在其他地方都看不到有谁会比大多数有幸处于康复阶段的精神病人更值得令人爱，更加温和，更充满情感和更忠于职守”。

　　皮内尔在比塞特的成功，使他有信心在萨尔佩特里埃也以同样的方式处理那些病人。他又收集整理和出版自己这种治疗的资料并介绍给自己教授的学生。

　　皮内尔最著名的学生让·埃丁涅·多米尼克·埃斯基洛(Jean－Etienne－Dominique Esquirol,1772—1840)亲眼目睹过好多这类“总医院”、收容院、教养院，对精神病人的遭遇也深表同情。深受震惊的埃斯基洛满怀激情地这样写道：“……那些不幸的人们手铐脚镣地与犯人一起被禁闭在地牢里，这是多么可怕的情景啊!这些缄默的精神病人比犯人所受的待遇更坏。”埃斯基洛根据自己直接的观察，坚持与他老师一样的看法，即认为精神病是由社会和心理压力造成的，他还注意环境对精神病的治疗的重要性。埃斯基洛相信，收容所本身应是一个“治疗机构”，收容所里的一切活动，连同它的活动背景，例如院所建筑和一切场地都应有利于疾病的治疗。埃斯基洛在一八二六年继承皮内尔担任萨尔佩特里埃医院的主任医师后，进一步发展了皮内尔的诊断和治疗技术，确立了新的精神病理概念系统，他在努力使精神病人得到人道主义治疗的总的历史进程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在皮内尔的开拓工作之后，除了埃斯基洛之外，还应提到美国费拉德尔费亚的本杰明·拉什，德国柏林的克里斯蒂安·雷伊，英国教友会教徒威廉·图克，特别是美国的多萝西娅·琳德·迪克斯，在为精神病人获得人道待遇，在对待精神病人从冷酷到仁爱的历史进程中，冒着巨大的风险，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我们不应该忘记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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