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09-09-23 来源： 作者： 我要纠错
1994年，心理学家理查德·赫恩斯坦和保守派政治科学家查尔斯·莫里出版《贝尔曲线》一书，引发最近一次关于智商的激烈争论。赫恩斯坦和莫里认为智商测验分数是社会成功程度的优良指示器，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基因。这就暗示了，社会不平等是不可避免的公正的；城市黑人贫民区的“智力低下阶级”生孩子太多。该书大有为优生学平反的趋势。“莫里先生尽管抗议抱怨，”《纽约时报》专栏作家鲍伯·赫伯特写道，“他的书其实和委婉地辱骂他人为‘黑鬼’没有区别。”
在激烈的政治争论下是一门并不完善的科学。在《贝尔曲线》争议后，美国心理学协会组成的特别小组结论认为，儿童智力测验成绩能在一定程度上判断其未来学业成绩，误差不超过25%，换句话说比胡乱猜测稍微准确一点儿。
智力测验能真正衡量的东西和我们对它的期待存在巨大差距。“如果你告诉一个人他在某个年龄的智商，他可能一辈子都会记得。”剑桥大学心理测验学中心主任约翰·拉斯特教授说，“这就像是星座图。”拉斯特说，在西方语言和文化中，“智慧”是个戴着光环的崇高概念，它和我们回答一堆逻辑问题的正确比例有巨大差别。但是，在缺乏其他更好判断方法的情况下，人们无法不重视智商。虽然不能说智力测验分数毫无用处，但如果期望从中挖掘出更多答案则注定徒劳。
毛病出在两个方面：我们好像轻信的病人，过分相信测试结果；而医生们又过分理论化。“智力测验的目的从来不是检测我们解决问题的能力，”拉斯特说，“有部分人认为，高智商者更先进、进化得更高级、更接近完美人类，或者说更接近上帝。但事实上，智力测验只能得到一堆问题的答案。”
高智商者们成立了众多协会和组织，它们无一能够证明这世界上存在一种高于普通人的优越物种。最着名的高智商者组织门萨国际（成员智商高于148）1946年成立于英国，有着高尚的梦想———它的创始人罗兰德·波瑞尔希望网罗天下优秀头脑，用于改进社会。事实上，这一类乌托邦式的组织往往退化成无法适应社会者的避难所。高智商者协会ISPE的主席帕特里克·奥西告诉我说。“拥有高认知能力既是福也是祸。”距离100的智商平均值越远，一个人越可能被孤立。“如果你的智商为160，甚至更高，”奥西解释说，“那么你可能只能和1%的人找到共同话题。”在ISPE的600多名成员（智商全部在150左右，甚至更高）大多有过在社交上被排挤孤立的经历。此外，找到发挥自己能力的渠道也是一种挑战。“聪明是件好事，遥遥领先的感觉不错，但如果卓尔不群到了一定程度，你将变得不可信任：你会变成人们口中的书呆子、怪物。”他说，“在社交上必然存在缺陷。”
在纽约采访玛丽莲·弗斯·萨凡特时，我还拜会了一个叫罗恩·豪伊夫林的人。豪伊夫林比萨凡特大两岁，同样来自圣路易斯市，拥有190的高智商，但此外似乎找不到任何过人之处。他住在离萨凡特家几个街区外的一家自助洗衣店的楼上。他自称自由职业者。我们在温迪快餐店见面。每天下午他在此写他的哲学论述的最后章节。他计划自己出钱出版这本书。书名长而拗口，叫《范畴百科全书：范畴理论和哲学的统一范例》。
餐后我们慢慢走回豪伊夫林的公寓。他由于视网膜反复脱落，眼睛几乎完全瞎了———我问他，高智商给他带来了什么。他说，测试结果让他获得了一定的自信，但他也因此被主流教育所排斥。在他看来，智力测验更客观，因而比传统的依靠教师教授的主观教育更可靠。“我可不想让一些冷血的怪物扭曲我的思想。”他说。
豪伊夫林是各种心理测试的爱好者。他给我看了他的一个性格测试的结果。图表上，长短不齐的横轴线表示各种个性的极端程度。比如警惕性、从容度等等。在戏剧性一栏上数据为“零”。“所以我从不写小说，因为我没有戏剧细胞。”豪伊夫林解释说。我反驳说，人的性格特征错综复杂，相互影响，恐怕很难通过几个简单问题反映出来。豪伊夫林礼貌地暗示说，我会这么想也许是因为我太多疑，或者太害怕，或者二者兼有。“你为什么认为个性不能被测试？”他问我，“复杂并不意味着不能尝试找到答案。它是一种模式。即使人的个性也只是种种模式，不对吗？就好像海洋中的波浪。你可以通过研究流体力学弄明白波浪的起起落落。对人类也是一样。”几天后，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豪伊夫林用另一种方式解释了他对心理测试的兴趣：“我极度害羞，不能不去想，到底哪里出错了。”
了解这一切后，我突然很想知道玛丽莲·弗斯·萨凡特的高智商对她意味着什么，是优势还是负担？剑桥大学教授约翰·拉斯特说，要在智力测验中获得高分，头脑必须具备非常特征。首先是“硬件的优势”，硬件至关重要，但在极端情况下却有害，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许多高智商者同时也患有阿斯伯格综合症（一种轻微自闭症）。其次，要有高智商必须能力广泛。智商测验衡量各类思考能力（比如逻辑、语言、数学、记忆等等），而大多数人仅擅长某一个类型。因此，从本质上说，超常的高智商说明大脑发育相当平均，反而没有特长。用拉斯特的话说，这就像是“掌握了太多东西，找不到重点。”
然而，就萨凡特而言，她的追求正是知识的广博。她谈到自己的工作时说，“由于广泛阅读各种题材和类型的书籍，我的信息极度膨胀，但全都是肤浅的知识，无一精深。”一天下午，我们在她的办公室见面。她的办公桌上摆放了3个电脑显示器，窗外可以看到高高矮矮的建筑物屋顶，远处是蜿蜒的哈德逊河。在这间俯瞰曼哈顿的50层楼办公室，萨凡特每天回答200至300个读者提问。提问内容五花八门，从个人生活到几何代数，无所不包。“我似乎能听到每个人的话，我是说站在这个制高点。”她说，“我很喜欢窗外的风景。很难用言语表达，我感觉从这里能够洞悉人生，其中别有乐趣。”
她用了很长时间才走到今天。萨凡特1946年出生于圣路易斯市，原名玛丽莲·马希。她的父母约瑟夫·马希和玛丽安娜·弗斯·萨凡特分别是德国和意大利移民。夫妇俩在城里的蓝领居住区经营一间酒吧兼烤肉店。萨凡特描绘自己的童年———事实上是她人生的前半部分———好像是在讲述别人的生活，给人一种距离感。她讲述她的父母试图把她和两个哥哥养成地道的美国人。“小时候，我记得总听他们在家里用蹩脚的语法讲支离破碎的英语。听上去非常有趣。你知道，他们已经尽力了。”她提醒我不要过多分析她的出生和过去。“人们通常过分注重这种背景性的东西，我觉得很有趣，”萨凡特说，“在我看来这有点儿奇怪，因为那就像是黑暗年代，另一个年代，仿佛属于另外一个人。”
在学校，她的天才很快展露出来。7、8、9岁时参加智力测验都得到最高分。10岁时，萨凡特参加斯坦福-比奈智商测试，获得满分。来自当地校董会的一位心理学家说，他还从未见过这样的事情。但在萨凡特看来，这没有什么奇怪的。“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新闻，”她说，“我觉得很正常。”她的校长却深受震动。把她从班上找出来，特许她在校长办公室学习。于是开始了她人生中古怪的一章。她成为学校少数可以看到其他学生智商分数的人。她养成了一种特别爱好：找出和真人匹配的智商分数。“我和他们说话，然后猜测他们的智商分数，再去校长办公室找出试卷检查猜测是否正确，”她回忆说，“我慢慢地变得精于此道。”
16岁时，萨凡特结束了幸福的学生生活。她结婚了。像她母亲一样早婚。很快参加家族生意，那时已经从酒吧发展成为连锁干洗店。她说，“那是一段漫长，漫长的时光。”我问她什么时候才意识到自己不属于这样的生活。她回答说，“你必须明白我的环境，我根本不了解外面发生的事情。”除了在城里的大学听过几堂课，未满20岁的萨凡特彻底告别正式教育。她生下两个孩子，20多岁时离婚又再婚。与此同时，她和两个哥哥及父亲把干洗店发展到了40家，还有一家出售干洗设备的公司。她参加了门萨国际。她说是为了更好教育孩子。但大多数时间，萨凡特忙着管理家族生意的账目。“我是家里最可靠的一个，”她说，“需要公正评判的时候，大家都来找我。”
第二次婚姻失败后，35岁的萨凡特才开始考虑离开圣路易斯。她决定成为剧作家。她存了一些钱，在纽约租了公寓。父亲去世后，她永远离开了圣路易斯。
她三言两语代过初到纽约的经历。她说，“不过是一堆乱七八糟的事情，乏善可陈。”但这是她人生中的关键时期———1983年到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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